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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岳阳楼记》学为官做人 发布时间:2014-04-30阅读次数: 来源:

                      读《岳阳楼记》学为官做人

 

我们该怎样做人——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和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的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对此,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范仲淹有一种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一些。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一例: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后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孤城——大顺城。大顺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无法撼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仲淹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对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我们该怎样做人——忧民、忧国、忧政的为政之道

孙中山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再说白点,就是治理国家,为百姓办事。这是一个不分时代、不分地域所有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课题。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三,即忧民、忧国、忧政,是留给我们的三笔政治财富。

忧民。范仲淹在文章中写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就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的体现。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办实事、察民情、敢改革。一是为民办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二是调查研究,体恤民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三是大胆的改革弊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忧民”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中国共产党这里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忧国。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实际是忧国。无论封建时代的皇帝,还是当今社会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范的忧君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说真话,提意见,出主意,犯颜直谏,“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而仁宗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这就构成范仲淹的悲剧人生,也锤炼出了他的政治品格。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做抵押的。范仲淹将一切置之度外,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

忧政。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少数的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管是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民册上勾掉一批脏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7岁。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此时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的是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于是有了《岳阳楼记》这篇光照千古的经典,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政治财富。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

                   (摘自《江淮风纪》201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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